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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出版社摊上大事了!文学青年自费出书被骗

来源
2017-04-06 12:10

罗文辉遭遇经过(由本人自述)

2015年1月,罗文辉从华夏出版社官方网站上找到办公电话,就打电话找编辑寻出版。华夏出版社总机客服将罗文辉的电话转给了华夏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王占刚。之后,噩梦就开始了。

首先,王占刚与罗文辉在QQ上说好出书的条件,要求罗文辉以其自费一万八千元的出版补贴出版他的书,而华夏出版社要给罗文辉一千册图书。因为出版补贴都是在出版社编辑开始出版编审之前就要打给出版社(这是出版行业规定,即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所以罗文辉就没有追问什么时候打款到出版社账户上了。

文学青年罗文辉申请了法律援助

同时,罗文辉与华夏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中证明罗文辉确实要在出版之前将出版补贴给华夏出版社,否则就不是“甲方愿意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出版补贴18000元,该款项于本合同签订后30日内汇入乙方(华夏出版社)指定账号”,而是“甲方愿意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出版补贴18000元,该款项于本合同完成之日时汇入乙方(华夏出版社)指定账号”。此,为物证,是已知事实。况且,华夏出版社已将罗文辉的书稿带入出版编审,因此,不存在华夏出版社空口无凭地提出罗文辉没有将出版补贴转给华夏出版社的理由。(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加之,罗文辉的母亲陈炉英当时为了帮罗文辉出这本书,向别人借了一万八千元,并亲自带着罗文辉去工行转账。由于罗文辉转账之后立即销户了而华夏出版社出版编审了半年才中途毁约、工行转账流水时有时无(根据新闻报道所得——众所周知的事实)等因素,罗文辉找不到转账记录。而罗文辉的母亲陈炉英是陪着罗文辉一起去汇款的当事人,作证证明罗文辉确实向华夏出版社汇了钱。此,为人证。

法院民事传票

其次,华夏出版社将出版编审的周期拖得这么长——半年,而华夏出版社又没有说其中途出毁约的真实原因。反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小枫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古典学与现代性》,却在华夏出版社同罗文辉毁约之日后第三个月在新华书店和各家网店上架销售。而且,在华夏出版社同罗文辉毁约之日后的第二天,罗文辉在网上搜索“罗文辉时间的眼泪”的时候发现罗文辉的书并不像华夏出版社说的没有通过编审环节中的三审,而是已经申请到了CIP。既然华夏出版社已经申请到了CIP,又怎么会是因为作者罗文辉的书稿质量的原因不出版呢?出版的环节不是这样的吗?先三审三校,再制作图书封面,然后向出版社拿书号、向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申请CIP,最后印刷发行吗?这,不是出版行业通行的出版流程吗?不是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吗?那么,华夏出版社怎么还在其毁约时都要将无法令人相信的作者书稿质量原因作为毁约的理由呢?同时,在华夏出版社同罗文辉毁约之日后的第二天,罗文辉将他在华夏出版社的书号输入到中国版本图书馆官方网站的数据检索框里检索发现,罗文辉在华夏出版社的书号确实是罗文辉的。况且,中国版本图书馆是图书CIP核发和制作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专门部门,只有制作、核发了CIP后的图书的信息才会在中国版本图书馆官方网站上的馆藏数据里。因此,推定出华夏出版社向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申请到了罗文辉的CIP,并推定出刘小枫是在华夏出版社编审罗文辉图书的时候插进来的。但是,在华夏出版社同罗文辉毁约之日后的第三天,罗文辉发现中国版本图书馆官方网站上的馆藏资源数据中的罗文辉的图书书号还对应了刘小枫的图书《古典学与现代性》的信息。因此,推定出华夏出版社违反了一书一号制(由于“一书一号制”规定了一个书号和CIP号只能对应一本书,出版社就不能擅自将为作者已经申请到的CIP和书号转给其他作者,也必须为其毁约向作者给出合理的解释。)。

中国版本图书馆-馆藏数据检索截图

然后,华夏出版社责任编辑王占刚还在编审的过程中告诉罗文辉,说他在给他的同事女儿看罗文辉的书稿。直至王占刚毁约时,罗文辉才产生疑问:为什么我的书稿要给编辑的同事的女儿看?难道出版社穷得没有编辑编审书稿吗?还是王占刚是想将我的书稿交给他的同事的女儿去抄袭呢?又或者说是王占刚在当时瞒着罗文辉做什么损害罗文辉的利益的不法勾当,而以此荒唐的借口欺骗罗文辉?

最后,华夏出版社责编王占刚在他毁约之后,罗文辉联系向他打了半个月的电话,而他都不接罗文辉的电话,害得罗文辉打电话给华夏出版社副总编——也是与罗文辉签订出版合同的人——曾令真,要求曾令真退还罗文辉的出版补贴。而曾令真没有告知王占刚的行踪,而是找借口拖延时间。又过了一周,罗文辉又致电华夏出版社王占刚的办公室座机,这时的王占刚才接了罗文辉的电话,却以无凭无据的“没有收过钱(出版补贴)”的理由拒绝退还罗文辉的出版补贴。

无可奈何之下,罗文辉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

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6年1月25日14时,罗文辉与华夏出版社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庭审时,罗文辉将上述事实和证明材料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交并做了说明。出乎意外的是,华夏出版社提交的诸如王占刚与罗文辉的QQ聊天记录的证据中没有一处能证明华夏出版社的反驳理由,反而更加充分地证明了上述事实。由于当时在法院庭审中,法官与陪审员当庭合议的时候,罗文辉听到了法官为了帮华夏出版社而说还想再问罗文辉已经说过的证明的法律依据,而陪审员就说了罗文辉已经说过了且确实如此。法官才不得已要求华夏出版社退还罗文辉的出版补贴,且问华夏出版社是否愿意调解。而华夏出版社拒绝调解。于是,法官要求罗文辉与华夏出版社回去等候判决。

可是,回去没多久,法官就打电话给罗文辉,告知这个案件将第二次开庭。至于是什么原因,法官拒绝回答。

之后,罗文辉上网搜索了陪审员的名字,才知道这位陪审员是北京的人大代表和街道办主任。同时,罗文辉向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一名公益律师代理他这桩二次开庭的事情,甚至为此遭到突然出现的环卫工用铁锹把柄撞伤左眼,并撞歪了眼球(事后检查得知是由于撞伤了眼睛而导致眼皮里的眼睛出血且淤积在眼皮里,致使眼球向上歪斜,即斜视)。此事已被上饶电视台“天天看上饶”新闻栏目播出。没想到,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法律援助中心无凭无据地拒绝罗文辉的法律援助申请。罗文辉只好向北京市的残疾人法律援助公益团队申请法律援助。不日,罗文辉申请到了北京的法律援助,并由该团队指派的律师跟随罗文辉在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去法院参加了庭审。

但是,拖了两三个月才开庭的第二次开庭,法官没有问什么话,而是将一次开庭庭审中所说过的双方事实部分做了陈述,就草草地结束了二次开庭,并要求罗文辉与华夏出版社回去等候判决。

等来的不是公平公正的判决,而是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枉顾法庭上已经庭审过的事实地明显包庇华夏出版社的判决,仅判决华夏出版社赔偿两千元而驳回了罗文辉要求华夏出版社退还出版补贴的诉讼请求。

此后,罗文辉将这件事发给了新京报等多家媒体,却没有一家媒体接这个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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